贫富差距扩大日常用品遇冷但金银珠宝、汽车和奢侈品强劲反弹2023年的中国消费品市场，两极分化现象比上一年趋于严重，不同客群的商品热度大不相同。其表现为，在中低收入阶层占有较大比重的食品和日常用品增长比零售市场的平均增长水平低3成到6成；但以中高收入者为客群的金银珠宝、汽车和奢侈品消费反弹有力，年增长水平比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幅度高出67%-85%。

　　消费品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意味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及高收入人群。如果不能向中低收入人群直接发钱，能否由财政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中高收入阶层即使选择高品质的食品和日用品，但消费数量也受到人体必需的限制，其支出存在天花板，不会随着其收入的增长而继续增长。因此其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会跟随收入的增长而下降。

　　所以，经济学家将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这个比重也称之为恩格尔系数。

　　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47.15万亿元，比2022年增长7.2%。其中粮油、食品销售1.89万亿元，增长5.2%；饮料销售0.3万亿元，增长3.2%；日用品销售0.76万亿元，增长2.7%。分别比零售额的平均增长幅度低28%、56%和63%。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依据住户调查得出的居民支出数据，也表现出这个特点。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796元，比上一年增长9.2%，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7983元，增长6.7%。生活用品与服务支出1526元，增长6.6%。增幅分别比消费支出增幅低27%和28%。

　　中低收入中的消费降级，体现在早点和盒饭的价格不断刷新底线上，还体现在以低质量、低价格为竞争力的拼多多的快速增长上。

　　2023年，北京的3元早餐店迅猛发展；广东某市场的盒饭从年初的10元，下滑到年底5元。

　　电商平台营收增速与商品质量、价格成反比。2023年第三季度，拼多多总营收688亿，同比增长94%；淘宝天猫集团营收977亿元，同比增长4%；京东营收2477亿，增长1.7%。

　　1月20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及2023年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表示，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增长明显。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的商品，销售增长超过了平均水平。

　　2023年，金银珠宝类商品销售额331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3.3%；奢侈品销售了474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2%；汽车全年销售3009.4万辆，增长12%，连续15年居全球首位。这三类商品的增长幅度，比7.2%的零售总额增长幅度分别高85%和67%。

　　汽车中，单价更高的新能源汽车销售949.5万辆，比上年增长37.9%，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达31.6%。

　　奢侈品中，根据贝恩公司的《中国奢侈品报告》数据，由于中国海外旅游的恢复，中高收入阶层在奢侈品方面的消费增长，实际上比国内奢侈品消费增长幅度更高，因为海外奢侈品购物也出现了显著的复苏和快速的增长，中国和海外市场奢侈品之间的价格差距促成了海外奢侈品购物的吸引力。但这一部分的销售额，计入在旅游购物所在国的奢侈品销售额中。

　　《中国奢侈品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市场所有品类都支持了复苏，其中时装、珠宝、皮具、美容和手表的增长率各不相同，但时装和珠宝的增长幅度更高。

　　根据贝恩公司的估计，2023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消费总额的22%-24%，全球奢侈品领域的领先市场。

　　三、消费品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意味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及高收入人群。

　　在国家统计局停止发布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之后，观察食品、日常消费品的零售额增长幅度与珠宝、奢侈品、汽车销售增幅的变化趋势，是掌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方法之一。

　　如果食品、日用品的零售增长快于后者，意味着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快于后者，他们在食品、日用品消费量的增加和消费品质的提高所导致的单价增长，都会推动食品和日用品销售额的增长。

　　反之，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中高收入阶层要慢，因为中高收入阶层增加的收入只会流入珠宝、奢侈品、汽车等非生活必需品、因此会体现为高价值商品销售的快速增长，但不会推动食品和日用品销售额的增加。

　　因此，从2023年珠宝、奢侈品和汽车的销售增长幅度，是食品和日用品增长幅度的2.5倍-4.5倍这一巨大差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2023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要明显低于中高收入阶层。

　　此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重要趋势。

　　2023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6.3%。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只有3.3万元，仅增长5.3%，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幅度比平均数低了15%。

　　从统计学常识来说，如果中位数增长低于平均数，意味着低收入分组的增长慢于高收入组别的增长。

　　鉴于中国独特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就业结构，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仅岗位稳定，收入高、福利好，社会保障水平高，而且其收入增长在大多数年份都高于平均水平。

　　而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个体户和灵活就业者，失业率主要集中于此，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面也很窄。

　　2023年，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送餐员大幅度增加，这些岗位严重供过于求，意味着体制外的劳动力价格因供应过剩而降低。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12月份，全国注册网约车230万台，比2022年12月份增长了18.6%，单车日订单数已经下降到了10.2这种非常危险的水平。因为在这个行业，10单就是网约车司机的生死线。

　　而美团、饿了么等全国外卖骑手，也从2022年的700万人增加到了1300万人，一年暴增86%。但外卖收入增长严重滞后。2023年三季度，美团当季收入765亿元，较去年同期仅增长22.1%。这意味着由于涌入外卖行业的灵活就业人员严重过剩，外卖骑手的人均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

　　从规模最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看，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他们的收入不是增加了多少，而是下降了多少。而这，造成了2023年我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成为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降级的主要原因。

　　四、如果不能向中低收入人群直接发钱，能否由财政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每年一千多万的大学生就业都需要通过修改青年失业率来解决，为2亿灵活就业者提供更高收入的劳动岗位，无异于天方夜谭。

　　三郎从2021年开始呼吁政府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但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能养懒人，胡锡进认为都发钱等于不发钱，所以这一条估计犹如割肉一样困难。

　　目前，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没有购买社保和医保，少部分购买了的，也相应地挤占了他们的当期消费。

　　张维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贫富差距，因为我们的居民收入除了工资外，还有国有企业等收入。

　　三郎认为他没说错。关键是如何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落到实处。其实可以从国企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为收入低的灵活就业人员，统一购买基本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政府为这部分没有企业工作岗位，但仍然愿意自食其力的人，兜个底，既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又让体制外的劳动者能够享受国有企业存在的好处。